2025年1月20日，唐纳德·特朗普重返白宫，以“清算前任”的姿态迅速废除了拜登政府近80项政策，从能源、移民到国际事务，其决策的反复无常与权力任性引全球侧目。短短三个月内，他退出《巴黎协定》、儿戏般调整关税政策、赦免国会山骚乱参与者，甚至试图“收回”巴拿马运河主权。这些行为不仅暴露了特朗普个人的执政风格，更折射出美国政治体制的深层次危机——“自我纠错能力”的加速丧失。当三权分立、舆论监督和党派制衡在极化政治中逐渐失效，美国制度的韧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。
任性的特朗普：权力不受约束的代价
特朗普的“任性”并非偶然，而是其个人特质与制度漏洞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行政权力的滥用导致政策的反复。特朗普上任首日即签署行政令退出《巴黎协定》，推翻拜登政府的清洁能源政策，转而支持化石燃料开采，并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以扩大传统能源出口。这种“推翻—重建”的模式贯穿其执政，在关税政策上，他短短十天内多次变卦，导致全球市场剧烈震荡。此外，TikTok禁令的“75天宽限期”反复延长、对国会山事件参与者的赦免，显示其政策制定缺乏连贯性与程序约束。
特朗普任性行为的直接结果是美国国际信誉的崩塌。分析者普遍认为，特朗普的外交决策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国际形象。他单方面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，并试图“收回”巴拿马运河控制权，遭到巴拿马政府强烈反对，称其“破坏主权共识”。此类行为不仅违背国际规则，更暴露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极端功利主义。
即便4月6日，79岁的民主党众议员艾尔·格林在华盛顿的公开活动上言辞激烈地承诺聚合财富，将在30天内对总统特朗普提出弹劾，但共和党把持国会参众两院的现实使弹劾几无可能。三权分立的设计本应约束总统权力，但极化政治下，党派利益凌驾于制度原则，司法与立法机构对行政权的监督形同虚设。
制度失能：“自我纠错机制”为何失灵
特朗普的任性背后，是美国政治体制“纠错能力”的系统性衰退。
首先，政治极化，使两党制沦为“零和博弈”。美国政治已从“橄榄型”共识转向“哑铃型”对立。两党在移民、气候、贸易等议题上极端对立，政策调整空间被压缩。例如，对华政策成为两党竞相比拼强硬的“靶子”，意识形态工具化趋势加剧。这种极化导致任何妥协都可能被对手攻击，政策回旋余地丧失。
其次，金钱政治导致利益集团绑架政策。美国选举成本高昂，政客依赖资本支持，导致政策向利益集团倾斜。枪支问题僵持数十年，全美步枪协会通过游说和《投票指南》左右立法；医改屡屡流产，医疗利益集团成为最大阻力。
最后，制度僵化正是选举民主悖论的集中体现。美国“赢者通吃”的选举制度挤压第三党空间，近45%的“独立选民”无法有效表达诉求。因此，即便民众不满，也只能在民主、共和两党间选择，而两党均无法代表多数利益。这种“伪代表性”使“制度纠错”失去民意基础。
社会撕裂：“纠错能力”丧失的深层根源
美国政治制度究竟为何失去其“自我纠错能力”？其根源在于美国社会结构性矛盾的日益深重。
经济不平等——1%与99%的对立，首当其冲。过去40年，美国前1%家庭收入增长31.4%，而剩余99%仅增长0.4%，85%的新增财富流入顶层。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揭示的“99%对1%”矛盾，因金融资本主导经济而加剧。制造业衰落后，虚拟经济加剧财富集中，底层民众失去“美国梦”的上升通道。
其次，种族矛盾是美国选票政治所无法消弭的系统性歧视。尽管黑人拥有投票权，但其占美国监狱人口的比例（33%）远超人口占比（13%）。警察暴力执法与“向犯罪开战”政策，将种族管控嵌入司法体系。弗洛伊德事件证明，“法律与秩序”神话背后是制度性压迫的延续。
最后，身份政治与民粹主义合流。特朗普的“美国优先”口号迎合白人选民的焦虑，但其政策进一步激化族群对立。移民政策收紧、废除“出生公民权”等举措，将社会分裂工具化，换取短期政治支持。
特朗普的任性，归根到底是美国政治体制衰落的缩影。当三权分立沦为党派斗争工具、金钱政治腐蚀决策理性、社会撕裂消解共同价值，“制度自我纠错”便成了无源之水。历史表明，美国的制度韧性依托于经济霸权与冷战等外部压力，但在金融资本垄断、极化政治固化的今天，其“修复能力”已难再现。
对于美国来说，若不能直面贫富分化、种族矛盾与政治极化的顽疾，那么特朗普式的任性或将不再是特例，而是成为常态。
（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）聚合财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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